艺术教育与当代艺术--刘淳-段炼访谈录之四

刘淳:你在海外也教书，而且有很多年的教学经历。东西方教育相比，你应该有更深的感触。我想请你谈谈中国与西方在艺术教育上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?

段炼:有时候不识庐山真面目，的确只缘身在此山中。我先后在美加两国教书，关注其存在的问题。我身在西方看西方的短处，身在中国看中国的短处，尤其是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。这样做，两头不讨好，不像有些人，在中国骂西方，在西方骂中国，两头讨好。那么，关于中西艺术教育的主要差别，在我看来就是:西方丢掉了西方的好东西，中国丢掉了中国的好东西，学步邯郸，难以行路。

刘淳:陈丹青在谈论今天的教育时曾说道:“今日教育的问题，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摧残孩子，细细地摧残。有大学没有大师;有官员没有教育家;有教学大纲没有教育灵魂;远甚于营私舞弊，而是太无情——于是暗渡人情，阴损规矩，结果是有道无德，屡禁而不止。目前看似严正公平的种种戒规，才是营私舞弊真正的根源与温床。”你不断行走于东西方大学，对陈丹青的这番话怎么理解?

段炼:陈丹青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今天上午我还在他的画室同他聊天。他有洞见，说话尖刻，冷静中夹带着情绪，让很多人不爽，也让很多人大呼痛快。他所说的中国教育问题，在我看来，学术腐败是一大方面，前面已经讲到了。由于中国高校已从学本位转向了官本位，结果，为了学术之外的目的，全行业出现抄袭剽窃。连XX这样德高望重的大学者都著文为自己朋友的学术不轨作辩解，说什么早年学术不规范云云，就像说“读书人早年窃书不算偷”，真是斯文扫地，哪还有什么学者人格和气节可言。更可怕的是，学术界普遍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不必追究，那么，今日学术还有什么可信度?商人不讲诚信，学者也不讲。

刘淳:作为一名艺术批评家，你的批评观是什么?

段炼:批评要有理论，否则言之无物，仅算即兴看法，类同报纸上的画展报道。理论有两种，一是借用别人的，自己用来实践而已，另一是自己研发的。后者既来自批评实践，又应用于批评实践，基础坚实。然而，要提出自己的理论谈何容易，总得将西方古代现代和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都贯通起来吧，否则何以立言?可是现在常有人空穴来风、无风起浪，提出些吓人的新理论，框架很大，说得玄而又玄，像是老子讲道，却没有根基，不能自圆其说，如同疯人的呓语。

我在自己的批评中比较注意这个问题，二十多年了不敢轻易提出理论，只敢在批评和研究的实践中摸索，尝试着发展一种认识方法，我称之为“蕴意结构”，以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现代阐释学为基础，我在好几部书里都试图阐述之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虽然思考已有十五年之久，但这个观点仍不成熟，仍有缺陷，我的下一部书将进一步讨论之，将其置入“图像阐释法”或“阐释的世界”里。

刘淳:强调艺术的当代性，其实就是强调艺术对于当下人生存感觉的表达。那么，对人的生存感觉的困惑与表达是唯一的“当代性”吗?

段炼:当然不仅仅如此，当代性十分丰富而且复杂，不是这困惑与表达就能一网打尽的。我觉得，最好不要界定“当代性”，就让它是个模糊概念为好，否则这个世界就太机械了，艺术也会太单一。

刘淳:近些年来，西方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开始对流行的观念艺术表现出厌倦和挑战，我觉得它同时又是对观念艺术的一种推动。重要的是，它揭示出西方当代艺术内在的矛盾和其中的复杂性。对此你怎么看?

段炼: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，“厌倦观念”和“挑战观念”，无论是作为感觉、想法还是行动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观念，表现在作品中，就是观念的实施。这当中的矛盾和复杂，有如符号学所说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，二者可以互换身份，替换角色，从而滚动式延伸，并赋予艺术以无止尽的意义。当这样的延伸到了某个程度，或者说走向极端和无限，那么观念就该消失了。这就像老子论道，有无相生，艺术正是这样发展的。

刘淳:杜桑将艺术的事情变成了人生的事情，变成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事情。在艺术史中，还没有哪个艺术家像他那样把对生命的思考变成艺术唯一的主题。甚至到最后，他完全放弃了艺术的感性美，让它成为服务于思想的工具。你觉得在今天，无论东西方，有超越杜桑的艺术家吗?

段炼:从艺术发展的宏观角度看，在西方艺术史上，有眼光有能力给“艺术”这一概念重新下定义的人很少，杜桑这样做了，便获得了历史的地位。至于他的作品究竟做得怎样，那是另一回事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和反思什么是艺术的问题。进一步讲，其实他究竟说了什么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说了，艺术的定义就需要重新考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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