柏拉图理想国的理式艺术教育与灵感说

柏拉图是古希腊时期伟大的哲学家，为西方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小视的哲学基础，对文艺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其徒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哲学理论体系，成为西方继苏格拉底、柏拉图后又一伟大的哲学尊师，使西方哲学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鼎盛时期。从这一时期的西方文论发展来看，对比我国魏晋时期文论的发展，有许多相似的观点，当然又有所不同，“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，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，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、极解放，最富于智慧、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，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”[1]，在我国古代这样一个文学相对自觉，人逐渐觉醒的时代，许多观点值得思考。在认真比较总结之后促进现代文论的发展，并将更多的概念赋予新的时代意义。

一、“理式”——构建理想国度的蓝图

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提出“理式”这一哲学范畴(形而上学)，并逐步建立了以“理式”为核心的哲学体系。他认为人间的所有物品都是模仿“理式”而来的，“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式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，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”[2]，所谓“理式”，是作为事物的典范和标准先验存在的，而艺术只是“影子的影子”，模仿的模仿，与真理相隔三层。柏拉图是浪漫的，他从自身精神世界出发，构想出一个超乎现实世界的“理想国”的模型，一个国家、一种政治制度，一份精神理想影响着西方哲学体系，新柏拉图学派，黑格尔正是对他这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。

在柏拉图看来这个先验的“理式”世界超越于客观世界，他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，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，他完全按照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勾勒出符合等级制度发展的政治纲领、社会形态，表现出一种文艺性的虚构。

柏拉图出生于雅典衰落时期，在多年的战争中长大，统治阶级分崩离析，党派间不断的斗争，政治制度混乱无章，善恶不分。因此，他极其强烈地希望建立有序的城邦政治体系。他指出理想的国度应有严谨的社会分工(保卫者和工艺)以满足不同人的物质生活需求，认为生产者、保卫者和统治者三个社会阶层组成国家结构，三个阶层的人应各司其职，为城邦的建设、正义、和谐作贡献。“城邦就是在分工的基础上，有统治者、辅助者和农民及其他技工组成的共同体”[3]。并指出国家应具备智慧、勇敢、节制和正义四种德性，正义是最高德行，调节其它三种德行的发展，强调个人正义的重要性，能够对人的理智、激情和欲望进行有效的调节，为整个国家的正义奠定基础，个人便是国家的扩大。他还主张公有制，讨论“真、善、美”，认为“善”是一种最高的理念，这和我们今天在社会文明建设和政治纲领建设领域所追求的“和谐社会”，“民主法制、公平正义、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、安定团结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”，具有一定的契合性，证明这一丰富的精神领域设想具有一定的可实施性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，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、萌芽。”他指出“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，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。它运用说服或强制，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，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。”[4]他还十分重视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，以及教育的实践性。

柏拉图为建立理想国，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，认为文艺“不仅能引起快感，而且对于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”[5]，对于培养正义的人格以及正义的城邦有积极作用，是理想城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我国古代文论中，儒家学说影响深远，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，社会急剧动荡，战争残酷、民不聊生，使得他的思想体系围绕着如何建立和维护合理的等级制度而展开，“仁”“礼”“义”的思想，具有重要的社会功用性，对社会、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到魏晋时期，战乱不断，朝不保夕，但文学进入了自觉时期，重视人的觉醒，文论家转向对文学本体论研究，注重文学作品自身的形式、辞采特点以及作家自身情感的宣泄，如陆机的“诗缘情而绮靡”，但陆机的《文赋》对文学的社会性仍具有儒家观点，其书最后写道：“济文武于将坠，宣风声于不泯。涂无远而不弥，理无微而弗纶。配沾润于云雨，象变化乎鬼神。被金石而德广，流管弦而日新。”可见，陆机对文学具有“济文武，宣风声”的政治与社会作用是认同的。历代文人心中都存在着理想国度的蓝图，在战乱时期尤为强烈，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，不断推动着文化、社会、国家健康、繁荣地发展。

文章来源：《艺术教育》 网址: http://www.ysjyzz.cn/qikandaodu/2021/0316/1200.html